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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发布时间:2018-04-13 点击数:694 打印文章 【字体:
 

与河共舞:治河方略的历史迁移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在历史时期,黄河曾经哺育过无数华夏儿女,但也因决溢给沿岸百姓带来了不小的灾难。数千年来,为使河流安澜、百姓安康,坚忍顽强的华夏子孙不懈探索,逐渐形成了体系性的治河方略。这些治河方略既是人们治河智慧的结晶,也是人们治河历史的见证。本文在参考张含英的《历代治河方略述要》(商务印书馆,1946年)、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志总编辑室编纂的《黄河大事记》(河南人民出版社,1989年)、《黄河水利史述要》(黄河水利出版社,2003年)等著作的基础上,对历史时期的治河方略进行回顾,梳理和概括出其中的一些具有阶段性和典型性的治河方法,以便人们加深对当今治河方略历史渊源的理解和认识。

治水为主——黄河治理的初级阶段

依据治河方略的本质特征进行划分,自远古到明中期的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,是黄河治理的初级阶段。在这一阶段,人们对黄河的认识逐步深入,提出了各种治河方略,总体来说是渐趋合理的,但其基本思路是以单纯的防洪为主。这一做法尚停留在治河的表面层次,对黄河为害的深层原因还缺乏足够的认识。

   水来土挡

在远古时期,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就开始了与黄河水灾的斗争。由于河道淤塞,河水往往决溢而威胁沿岸百姓的生存。面对洪水肆虐,先民们选择到高处躲避,即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中所说的“择丘陵而处之”。后来,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人口的繁衍,人们从丘陵来到平原,生活渐趋稳定。这样,人们就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家园,而只能做出面对和抵御洪水的选择。为此,人们发明了“障”的方法用来自保。所谓“障”,即是用土阻挡洪水漫溢。古代文献中出现的女娲“积芦灰以止淫水”、共工“壅防百川,堕高堙庳”、“鲧障洪水”和禹“陂障九泽”等传说,其实都是这种方法的体现。这种方法虽然简单,但却表明人们已由消极躲避洪水阶段转变到主动治水阶段,乃中华民族治河的开端。

疏川导滞

尧舜时代,黄河下游洪水肆虐。尧命鲧治理洪水,鲧采用堤工障水的方法,治理9年仍无效果,最后被放逐羽山而死。鲧死后,舜任命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。大禹受命后,感伤其父因治水失败遭放逐,因此殚精竭虑,不敢有丝毫懈怠,不辞劳苦,不避艰难,足迹踏遍九州大地,“左准绳,右规矩”(《史记·夏本纪》),亲自勘察地势,制订治水规划。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,大禹逐渐认识到水乃流体,避高就下乃其规律,只堵不疏解决不了问题,必须采取侧堵下疏、堵疏结合的办法“疏川导滞”,将洪水导入大海。在这一新的治河思想的指导下,他们经过13年的不懈努力,完成了平洪安民的大业。大禹因此成为千古流传的治水英雄,疏导之法也成为后世治水的“经义”,在历代治河方略中占据重要地位。

贾让三策

大禹采取疏堵结合的方法平息了水患,也促进了堤防的发展。堤防使河水不再任意泛滥,是治河史上的一大进步,但它对于含沙量较高的黄河而言却会加重河槽淤积。至西汉时,黄河已成“地上悬河”,漫溢决口及主河道变迁十分频繁。汉哀帝时,“河从魏郡以东,北多溢决”,黎阳、白马一带屡受其害。哀帝下令举荐有治河能力的人,但无人响应。后来,贾让乃上书,提出治河的上中下策,史称“贾让三策”。

“贾让三策”的上策为顺河之性,以数年治河经费用于移民,避免与水争地。这样“遵古圣之法”,可收“河定民安,千载无患”的效果。中策为分流,即在黄河狭窄段分水,“多穿漕渠于冀州地,使民得以溉田,分杀水怒”。如此,既灌溉了农田,也治理了水患,可以“富国安民,兴利除害”。下策为筑堤,即不断加固完善河堤。这种方法只是修补的治标之法,“劳费无已,数逢其害”。“贾让三策”吸收了西汉各家治河方略之长,达到了当时治河认识的高度,但只停留在理论阶段,并未付诸实施.

宽河行洪

东汉明帝时,黄河不断南侵,河汴乱流,黄淮之间的兖、豫二州长期处于水患频发的困境之中。永平十二年(公元69年),王景受命治河,实施“宽河行洪”。

关于此次治河活动,《后汉书·王景传》有详细记载:“永平十二年,议修汴渠,乃引见(王)景,问以理水形便。景陈其利害,应对敏给,帝善之。又以尝修浚仪(渠),功业有成,乃赐景《山海经》《河渠书》《禹贡图》及钱帛衣物。夏,遂发卒数十万,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。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,景乃商度地势。凿山阜,破砥绩。直截沟涧,防遏冲要。疏决壅积,十里立一水门,令更相回注,无复遗漏之患。景虽简省役费,然犹以百亿计。明年夏,渠成。帝亲自巡行,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。景由是知名。”

王景治河之后至唐代晚期约800年的时间里,黄河未再发生大的灾害。这应该说是极大的成功。究其原因,主要有两点:一是在荥阳至千乘开辟新河。这是当时的天然洼地,有利于排洪排沙。二是利用具有广阔滩地的河道宽河行洪,可以调洪削峰,也可调整泥沙淤积部位,起到了滞洪落淤、淤滩刷槽的作用。

贾鲁治河

宋辽金元时期,黄河灾害又趋严重,政府进行了多次治理。影响较大、效果明显的当属元顺帝至正年间的贾鲁治河。

元至正四年(1344年),黄河在白茅堤(今山东曹县境内)决口,此后又决金堤。“方数千里,民被其患”,淹及州县包括济宁、单州、虞城、砀山、金乡、鱼台、丰县、沛县、定陶、楚丘、武城、曹州、东明、巨野、郓城、嘉祥、汶上、任城等地,洪水肆虐达7年之久,以致“民老弱昏垫,壮者流离四方”。而且,洪水侵入会通河,影响运河漕运,引起朝廷关注。至正十一年(1351年),在丞相脱脱的大力举荐下,贾鲁被任命为总治河防使,征民工15万、军卒2万,开始了这次规模浩大的治河工程。

贾鲁治河,主要采取疏、浚、塞并举的方略。疏浚时,凡生地新开,凿之使通。故道高低,取之以平。河身广窄,导之以直。淤塞之道,浚之使深。泽水之地,开渠排洪。塞堵时,凡薄垒之堤,增之使固。决河之口,筑堤以塞其流。他在治河工地上亲自指挥,督人巡察,因势利导,因地制宜。宜疏则疏,宜塞则塞,需防则防,需泄则泄,使河槽高不壅,低不潴(聚水),淤不塞,狂不溢。在堵截白茅决口时,因水势颇大,又遇秋汛,河口刷岸北行,回旋流急,难以堵截,贾鲁用27条大船做一方舟,装之以石,依次下沉,筑起层层“石船大堤”。大堤合龙时,水势猛急,怒吼咆哮,撼击船堤,“观者股栗,众议腾沸”,但贾鲁神色自若,“日加奖谕,辞旨恳切,众皆感激赴工”。经过惊心动魄的拼斗,圆满实现合龙。此次治河工程自农历四月二十二日兴工,七月凿成280多里河道,八月引河水入新挖河道,九月通行舟楫,十一月筑成各堤,使河复归故道,南流合淮入海,最终大获成功。

水沙共治——黄河治理的深入阶段

明中后期,河道总理潘季驯,提出“筑堤束水、以水攻沙”的治河方略,主张把过去单纯的防洪思想转到注重治沙上来。他将治水与治沙相结合,认识从表象深入到本质,抓住了黄河为害的关键。这是治河方略的一个重大转变。

关于“以水冲沙”的认识,早在新莽时期大司马史张戎已经提出。据《汉书·沟洫志》载,张戎认为“水性就下,行疾则自刮除,成空而稍深。河水重浊,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。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,民皆引河、渭山川水溉田。春夏干燥,少水时也,故使河流迟,贮淤而稍浅。雨多,水暴至则溢决。而国家数堤塞之,稍益高于平地,犹筑垣而居水也。可各顺其性,毋复灌溉,则百川流行,水道自利,无溢决之害矣”。“顺水之性、疾水冲沙”的认识十分难得,可惜他未能提出具体方案。而真正将束水攻沙作为一种治河方略用于治河的,则始于明代中后期。

明代中后期,万恭和潘季驯是“以水攻沙”主张的代表。他们基于对黄河水沙的观察与理解,认识到黄河的大量泥沙需要水流裹挟,水流越急,挟带泥沙的能力越强,进而提出“筑堤束水、以水攻沙”的治河主张。万恭认为“水之为性也,专则急,分则缓。而河之为势也,急则通,缓则淤。若能顺其势之所趋而堤以束之,河安得败”。潘季驯第三次任官治理黄河时进一步提出“以堤束水,以水攻沙”“借水攻沙,以水治水”“以清释浑”的治河主张。在具体实践中,他运用筑堤塞决、挽河归槽、蓄洪刷黄等措施,对兰阳(今河南兰考西)以下河道进行治理,扭转了嘉靖、隆庆年间黄河“忽东忽西,靡有定向”的混乱走向,取得了“河道安流、粮运无阻”的成效。

潘季驯治河实现了由分流到合流、由治水到治沙的重大转变,抓住了黄河泥沙淤积这个根本症结,摸索到了水沙运行规律并运用到治河之中,对后世治河影响深远。

清代前期,政府对黄河治理十分重视,并取得了不小成就,而“河、运分离”即是其中的成绩之一。元明以来,自徐州以南至清口的大运河段均借黄河河道通漕,每遇黄河决溢,往往造成运道浅塞,影响漕运。而每当灾患发生时,当政者总是以“保漕”为第一要务。重漕运、轻治河这一思路耽误了治河良机,给当地百姓带来损失。康熙时,靳辅主张把黄河、运河作为一个整体治理,批评了“重漕轻河”的观点,指出“盖运道之阻塞,率由于河道之变迁。而河道之变迁,总缘向来之议河者多尽力于漕艘经行之地。若于他处决口,则以为无关运道而缓视之。殊不知黄河之治否,攸系数省之安危。即或无关运道,亦断无听其冲决而不为修治之理”。所以,他主张着眼全局情势而非局部施治的做法,认为若无整体观念,必然造成“堵东必西决,堵南必北决。徒费时日,徒糜钱粮,而终归无益”,最终“将河患日深而莫可救药”。同时,他继承明人潘季驯的思路并运用到自己的治水活动中。他认为“黄河之水,从来裹沙而行,水合则流急而沙随水去,水分则流缓而水漫沙停。沙随水去则河身日深而百川皆有所归,沙停水漫则河底日高而旁溢无所底止。故黄河之沙,全赖各处清水并力助刷,始能奔趋归海而无滞也”(《文襄奏疏·河道敝坏已极疏》)。靳辅吸收了明万历间开挖泇河的经验,试图将河、运分流,开凿自张庄运口经骆马湖口,又经宿迁、桃园到清河仲家庄的新河,称为“中河”。这样,使180里的运河和黄河分离,避免因黄河淤积而影响运河漕运。康熙三十九年(1700年)时任河道总督的于成龙认为,“中河南通黄河,难以筑堤。乃自桃园盛家道口至清河,弃中河下段,改凿六十里,名曰新中河”。同年,张鹏翮任河道总督,因“中河浅狭,且盛家道口河头弯曲,挽运不顺,因于三义坝筑拦河堤,截用旧中河上段、新中河下段合为一河,重加修浚,运道称便”。康熙四十二年(1703),因中河出口处“逼溜南趋,致碍运道,诏移中运口于杨家庄,即大清水故道”(《清史稿·河渠志二》)。经过开挖和改造,除清口穿黄处数里外,大运河与黄河河道彻底分离,既消除了黄河决溢对运道的影响,也减少了运河漕运对黄河治理的牵制,这是清代治河的一大举措和重大进步。

综合治理——黄河治理的发展阶段

清末民初,西方治河技术开始传入并得到应用,渐成为主导潮流。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致力于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和治河研究,把近代科技和黄河实际相结合,提出了一些治理方略和设想,最为著名的是李仪祉的“全流域综合治理”治河方略。

李仪祉把近代水利科技与我国传统的治河经验结合起来,提出了上、中、下游全面治理的治河方略。其主要内容为:蓄洪以节其源,减洪以分其流,也各配定其容量,使上有所蓄,下有所泄。在上、中游植树造林,减少泥沙下泄量,同时在支流建拦洪水库以调节水量,于宁夏、绥远、晋、陕等地广开渠道,振兴水利,进一步削减下游洪水。在下游防洪方面,应为洪水筹划出路,务使平流顺轨,安全泄泻入海。

李仪祉的治河思想,较之历史上的治河方略有两个方面的重要进步:其一是重视黄河水沙的定量研究。历史上对黄河水沙及冲淤的认识,多停留于定性的观察,而他认为要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定量测验与研究,主张通过长期观测研究掌握其变化规律。其二是进行全面治理。历史上治河多局限于下游,而他主张上、中、下游综合治理。这是我国治河方略的新进步。可惜,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,这些治河方略在当时未能实施。

书写新时期黄河治理新篇章

1949年,新中国成立,黄河治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。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治河工作,要求把黄河全流域作为整体统筹考虑。随着人们对洪水、泥沙认识的不断深入,治理黄河的指导方针也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“宽河固堤”发展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“蓄水拦沙”,70年代的“上拦下排,两岸分滞”,80年代的“拦、用、调、排”,90年代至世纪之交的“上拦下排、两岸分滞,控制洪水;拦、排、放、调、挖,处理和利用泥沙”的治河方略。

  “宽河固堤”

 新中国成立后,治黄工作由分区治理走向全河统一治理。为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,依据当时国家实际需要,结合黄河下游河道上宽下窄的特点和堤防工程状况,提出了“宽河固堤”的治理方略。

在这一方略指导下,从1950年起,人们开始采取一系列工程和非工程措施,包括大堤加高培固工程、堤旁植树种草、废除河道内民埝、开辟滞洪区、组织群众防守等措施,加强堤防管理和人防体系。正是依靠“宽河固堤”和强大的人防力量,初步改变了下游的防洪形势,为保证伏秋大汛不绝口,特别是为战胜1958年大洪水奠定了基石。

“蓄水拦沙”

20世纪50年代,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,迫切需要利用黄河的水沙资源,变害河为利河。在此形势下,“除害兴利、蓄水拦沙”的方略被提了出来。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,人们开始在黄河的干流和支流上修建拦河坝和水库拦蓄洪水及泥沙,防止水害发生。同时调节水量,发展灌溉和航运,进行水力发电。三门峡、刘家峡、青铜峡等一批水利枢纽工程和水电站先后建成并投入使用。在黄河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,人们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,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游地区的水土流失和下游的泥沙淤积与水害。

“蓄水拦沙”把下游洪水问题与淤积问题联系起来,把除害和兴利联系起来,在除害的同时把黄河的水沙作为宝贵资源加以利用。但是,这一方针在指导思想上也有片面性,单纯强调“拦”而忽视了“排”。

“上拦下排、两岸分滞”

三门峡水库建成投入使用,标志着黄河下游防洪从单纯依靠堤防发展到依靠水库、堤防、河道整治、分滞洪工程等组成的工程体系。多年治黄实践表明,必须把“上拦”与“下排”结合起来,上下兼顾,综合治理。

根据黄河的特点,人们认识到下游水患主要因为水少沙多、河道不断淤积而引发,黄河的洪水治理必须与治沙相结合,应采取多种措施进行上中下游综合治理,因此,提出“上拦下排、两岸分滞”方针。

“拦、用、调、排”

此后,人们又提出“拦、用、调、排”。概括来讲,这四字方针就是把黄河看作一个整体,当成一个系统,统筹规划,综合治理。“拦”就是通过干支流水库在中下游拦水、拦沙。“用”即是用洪用沙,如引洪漫地、引洪放淤等。“调”就是调水调沙,即通过修建黄河干支流水库,调节水量和泥沙等。“排”就是利用黄河下游河道比降大、排洪排沙能力强的特点,排洪排沙入海。

“上拦下排、两岸分滞,控制洪水;拦、排、放、调、挖,处理和利用泥沙”

为配合实现20世纪国民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,加强国家长远发展规划工作,黄河水利委员会从20世纪80年代即开始了黄河治理开发规划的编制工作,先后修订完成了《黄河治理开发规划报告》《黄河治理开发规划纲要》。这两个规划均提出黄河治理开发应遵循“全面规划、统筹安排,使水沙在上中下游都有利于生产”的方针,采取“拦、排、放、调、挖” 综合治理的措施妥善处理泥沙。采取“上拦下排、两岸分滞”的方针,有效控制洪水。结合上中游水土保持措施,形成完整的防洪减淤体系。在水资源利用和保护方面,开源、节流并举,以节流为主,保护为本,强化管理。在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方面,防治结合,保护优先,强化治理,以谋求黄河的长治久安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人们对黄河的认识走向深入,治河方略不断完善。综观整个历史时期的治河方略,可以发现,其大致经历了由单纯防洪到治沙,再到全流域综合治理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。随着我国水利事业的快速发展,黄河治理开发取得了辉煌成就,但仍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。因此,强化历史时期治河方略及其演进的研究,不仅有助于我们弄清现代治河方略的历史渊源,而且可从中汲取智慧和经验,更好地服务于当今的黄河治理开发事业。

作者:牛建强  张广圣  来源:黄河报·黄河网  编辑:张依依

 

牛建强: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授,博士生导师,黄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

张广圣: 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实验高级中学教师,历史学硕士